1934年10月21日凌晨专业股票配资公司，赣南信丰百石村薄雾翻涌，红四师的先头部队踩着湿漉漉的山路摸向敌碉堡。一名只剩右臂的年轻师长举着指挥刀，低声吼出一句“跟我上”，火光瞬间点燃黑夜。枪声、呐喊、泥浆，交织成一片，百石关口被撕开。
子弹呼啸贴着耳边飞。洪超冲在最前，贴身观察守军火力点，他熟得像在自家院子里走动。迫击炮调整角度的空当，他突然被流弹击中额角，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淌。警卫员扑过去，他摆了摆手：“先打完仗。”声音嘶哑，却压得住场面。
黄克诚赶来，只听洪超又重复一句：“不要管我，踢开这块绊脚石。”话尾刚落，头微微一偏，25岁的生命定格在泥水里。三小时后，百石守军全部被歼，战士们抱着热乎乎的枪管才发现师长已离去。有人低声念叨：“他还欠自己一条完整的左臂。”话音颤抖。
时间跳到1974年11月，首都解放军总医院。彭德怀病榻前，呼吸微弱，他抓着护士的袖口，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嘱咐：“不要忘记洪超，他是我们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。”医护人员对这个名字并不熟，可老帅的手指在颤，没人再追问。床头灯光下，那句话沉得像铅块。
洪超究竟是哪路英雄，能让彭德怀四十年后仍记挂？答案要回到黄梅县新水乡。1909年，他出生在一间破瓦屋里，六岁丧父，九岁母改嫁，祖孙俩靠挖野菜度日。讨过饭，当过纱厂童工，胳膊上留下烙铁疤。早熟的孩子很快学会一件事：活下去要硬。
17岁那年，洪超跟着家乡农运骨干贴标语、分借谷，扛起梭镖站夜岗，被地主团丁捉进祠堂吊打时，他死咬木棍没吭声。地下党趁夜救出他，转送到叶挺第二十四师教导队。教室里还坐着一个身材瘦高的青年——粟裕。队里训话多半以“活捉军阀”开头，洪超听得血脉贲张。
1927年之后，南昌、广州、湘南三次起义都有他，朱德带队上井冈时，将这个灵活的小伙子留下当警卫班长。井冈山的反“会剿”屡见火线调动，他冲锋时常常忘了自己只是警卫员。朱德笑过：“娃子跑得比子弹快。”也正因如此，1932年草台岗战斗里他左臂中弹截肢，缝合时一句“少一条胳膊照样打仗”，让军医差点把针掉进伤口里。
1933年，红一方面军将“小军小师”改为“大军大师”。兴国模范师扩编成红六师，电报里直接点名洪超任师长。沙县一役，他率部强渡汀江，夺城、守城、再出城，手脚翻飞如常人。浒湾八角亭鏖战三昼夜后，他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，同批名字包括张云逸、萧克、罗瑞卿。后台没有，人情也少，纯靠硬碰硬拼出来的牌面。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中央红军被迫突围。陈济棠布下所谓“铜墙铁壁”第一道封锁线，纸面兵力三万。密令规定：敌不先动，不得开枪。红军顶层与粤方有口头协议，可双方基层互不知情，擦枪走火几乎不可避免。军团部需要一把尖刀，彭德怀指着作战地图：“让洪超先开路，他懂。”
于是有了百石的前夜。为了减少百姓损失，洪超提前派人劝集市暂停，信丰镇那天难得冷清。侦察参谋报告敌方增援迹象，他盯着地图捶桌：“不拖，一拳砸烂。”随后给黄克诚分工：“你带十一、十二团掩护侧翼，正面我亲自揍。”简单几句，部署清晰。
激战中，红十团翻壕沟、剪铁丝网，打进“万人祠”。守军负隅顽抗，洪超命迫击炮近距离压制。也就在这时，流弹击中他的额头。血染军装，他仍重复那个指令：“打到底。”最后一句话模模糊糊，只剩“别停”。炮弹掀起尘土，掩住他的声音。
战士们临别时请百石村民陈观音帮忙安葬。棉衣当作谢礼，墓就选在围栋山腰，草草堆起土包。陈观音不知坟里是谁，每年清明却都来上一炷香。几十年后，陈观音之子才从政府工作人员口中得知，山坡睡着的，是红军第一位在长征路上牺牲的师长。
2005年，新田镇重修陵墓。张震题字，碑面四字——“洪超烈士”。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兵站在水泥台阶上，抬头望半天，眼圈红了又悄悄擦干。碑前没有长篇致辞，只有几个再普通不过的鞠躬动作。
长征途中，师职以上指挥员倒在雪山草地、河谷关隘的不下八十人，洪超只是最早那个。可在彭德怀的生命尽头，他却成了唯一被郑重提起的名字。原因无需繁复注解：25岁的洪超，用一条臂膀扛起一座缺口，用一场顽战为三军团撕开活路。岭南秋风很快吹散硝烟，可许多老兵一闭眼，仍能看见那个少了一只手臂却挥刀冲锋的背影在前面。谁敢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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